说明董允受到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双重认可，毕竟他是东宫旧臣，为人正直不阿，

另一方面加重了董允职权，使得他的作用更为突出，黄皓自然不敢以身犯险，与他硬碰，当时蜀中极为推崇董允，《华阳国志》说董允和诸葛亮，蒋琬，费祎并称四相四英，人望极高，刘禅即使偏心黄皓，也不敢贸然而动。

诸葛亮去世后，刘禅少了极大的束缚，但是董允又无形中取代了孔明的位置，加之董允守尚书令，负责处理臣下奏事文书，职权更大，黄皓之流出头更难，

刘禅还是信任董允的，陈寿说陈祗代为侍中后，与黄皓极力诋毁董允，后主才开始追怨，说明之前后主认可董允侍中职责。

只是延熙九年董允去世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黄皓与陈祗狼狈为奸，开始干预政事，升任中常侍，赞导宫内事务，

成为皇帝顾问，重演东汉末年十常侍乱政的局面，以至于邓艾灭蜀后，还想处死黄皓，只是黄皓贿赂左右，才免于一死。

刘禅小名阿斗，都说他扶不起，是个昏君，其实早年的刘禅还是很有格局的，刘备在遗诏中希望刘禅读读启人心智的诸子书，六韬，商君书等等，诸葛亮又给刘禅手写一通申子，管子和韩非子，二人用意都是希望小皇帝能够学习治国理政的手段，操控大局而不亲力亲为，委任贤才而不肆意放权。

刘禅确实也做到了，政事委任诸葛亮，但并未出现王莽董卓篡逆乱国的局面，

他明白黄皓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欢乐，但是不会处理朝政，不是自己可以委任的人，黄皓也就只能终日在后宫陪皇帝游玩，不能插手政务，但是为什么后来刘禅就忘记初衷，耽于享乐了呢？

一来蜀中之地，从刘焉刘璋父子主政时，便是奢侈成风，好逸恶劳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董和传》里就有记载，刘禅沾染这种风气在所难免，

二来前期还有先帝遗，孔明教导，董允劝谏，刘禅不敢太过放肆，几次想扩充后宫都没拿入院。

但董允去世后，没了约束的刘禅，仿佛是刚出笼的小鸟，急于发泄压抑已久的欲望，积重难返，反而不会约束自己，

类似于心理学上的行为障碍，慎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，保持有始有终的态度确实很难，刘禅没能做到。

谈及赤壁之战，后世学者一般将其视为三国鼎立的开端，而曹、刘、孙三家泾渭分明，也是由此开始。然而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的一两年内，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意气风发，反而有种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的感觉。

据《资治通鉴·汉纪五十八》记载：“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，备以周瑜所给地少，不足以容其众，乃自诣京（口）见孙权，求都督荆州。”

为谋求更多“利益”，刘备不惜冒着被软禁的风险前往京口拜谒孙权（周瑜、吕范皆曾建议扣押刘备）。此次会面后，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，后者颇为满意，不仅“进妹于备”，还允许刘备都督荆州。

奇怪的是，徐州远在中原，并非是孙权能染指的。那么，刘备又是如何用徐州牧这张“空头支票”来打动孙权的呢？

据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记载：“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备领荆州牧，屯公安。”

按刘备本传记载，他在表奏孙权之前，便已经略定江南四郡；在荆州牧刘琦病死后，刘备又在众人推举之下，顺理成章地接过荆州牧之位。

话虽如此，刘备的处境却颇为艰难。因为长沙、零陵、贵阳、武陵四郡虽属于刘备管辖，但四郡与长江接轨的几处重要据点，均为周瑜掌控。

陆路上有曹操（襄阳、宛城仍属曹魏）虎视眈眈，水路又受江东制约，是以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并不顺利。

正因如此，刘备才会冒险前去拜谒孙权。所谓“求督荆州”，即指刘备希望孙权能真正承认他在荆